1967年9月，60岁的孟小冬告别香港十年独居岁月，应义姐姚玉兰之邀迁居台湾，自此在台北东门町开启了人生最后十年的隐居生活。
台北东门町一处老式公寓的二楼，每天清晨准时响起低沉的诵经声。邻居们都知道，那位深居简出的老太太又开始了一天的功课。佛堂不大，却收拾得极干净，三炷香燃起，三条从香港带来的狗便安静地伏在脚边。这便是孟小冬在台湾最后十年的日常序幕——一段与世无争、近乎隐形的岁月。
迁台这件事，她在心里盘算了很久。1966年香港地面的动荡，让这个早已远离舞台的人再度绷紧了神经。而在此之前，大陆那头曾郑重地递来过邀请。
1963年，马连良与裘盛戎到香港演出，见到她时，将周总理的关怀与条件一并带到：若愿回内地传授余派艺术，有百万港币的稿费等着她。孟小冬沉吟许久，终究还是摇了头。
她对时局的不确定感，根深蒂固。义姐姚玉兰与杜家门生陆京士几番来劝，她才在1967年秋天收拾行装，渡海落脚台湾。这里的当局对她不闻不问，反倒成全了她一心想要的安宁。
她的日子朴素到了极点。住的是租来的房子，陆京士曾悄悄用她名字置下一处产业，她说什么也不肯搬。早年有人替她算命，说她不宜用本名购屋，会招灾，她便当真恪守了一生。
租屋里的器具极简单，她始终学不会用煤气炉，夜里肚子饿了，只能抓起电话向亲友求救。胃口却始终留在北方——同庆楼的叉子火烧、东来顺的涮羊肉，是少数能让她出门的理由。过年时杜家上下必须包饺子，绝不许摆米饭炒菜，这规矩谁也不敢破。
真正撑起她晚年安稳的，是姚玉兰和养女杜美霞。姚玉兰几乎日日登门，两人对坐，话不一定多，那份沉默里的踏实感却比什么都管用。孟小冬私下对人说，她一来，自己心里就定，若一日不来，日子便不知怎么挨。
杜美霞则事无巨细地打理她的衣食住行、对外联络，成了她身边最得力的依靠。杜府的人都称她“妈咪”，梨园后辈则恭恭敬敬叫一声“老师”。每年农历十一月十六她过生日，港台两地的弟子与故交便会聚拢来。
1976年六十九岁那场寿宴，大家清唱助兴，她难得地笑得舒朗，只是热闹过后，身体便大感吃不消。
远离舞台那么多年，那股子余派的魂，她却从没丢下过。屋里有一台老式电唱机，常放着余叔岩的唱片，她会跟着哼上几句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打着板眼。丁秉鐩后来记起听她偶一调嗓时的景象，说那腔如同天马行空，转折处凄凉低迷，满是将死之人的诀别意味，听着几乎不忍再听。
她不肯正式收徒，也不肯公开演出，但对真心上门求教的后辈，毫不藏私。姜竹华每回请益，她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帮着抠唱腔、正咬字，从气息的分寸到身段的细节，一点不含糊。
钱培荣、赵培鑫等人也频繁过海来听她说戏。她留下的那些说戏录音，后来成了余派传承无法替代的底本。偶尔还有票友慕名而来，她也总是以茶相待，说上几句，从不摆架子。
除此之外，她于丹青一道也稍有涉足，早年在香港随孙养农学过几笔花卉，到台北后偶尔铺开纸墨，画上几叶兰竹，当作静心之法。
长期吸烟在她体内埋下了无法逆转的祸根。肺气肿和哮喘缠着她，年复一年，渐渐连寻常呼吸都变得艰难。丁秉鐩曾为她寻来调养的方子，她试过后不见起色，只能叹气，说这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治。医生多次劝她住院，她总是不应。
1977年春节过后，病情急转直下，平时用的药纷纷失效。5月25日晚，一阵剧烈的哮喘让她陷入昏迷，被急送进台北中心诊所。医生剖开喉管吸痰，仍旧没能把人救回来。26日午夜，孟小冬停止了呼吸，终年七十岁。
许多年后，一个后来做了主持人的男孩，回忆起童年时在台北仁爱路一家西餐厅地下一层的经历。他跟着父亲去吃饭，被领到一位穿灰色宽松旗袍的圆润老太太面前。父亲说，那是杜月笙的夫人孟小冬。
男孩心里一炸，愣愣地回头张望，想从那一片灰扑扑的影子里瞧出“冬皇”的气派，却什么也没能看出来。他那时太小，还来不及懂得短线股票配资，再惊艳的角儿，被岁月一遍遍搓洗之后，终究都要化为一道浅淡的影子，无声无息地融进平常的人间烟火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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